治本质，是军功集团与王权的结构性冲突。

白起作为秦国军功爵制下崛起的典型代表，其个人威望已形成独立于王权的军事权威体系。据《战国策》记载，白起一生斩首敌军逾百万，这种『人屠』形象在秦国的民间形成的崇拜心理，已构成对秦王法理权威的结构性威胁。而且因为这种威胁，导致了白起在邯郸战役前，白起多次以『天时不利』、『诸侯救兵将至』为由拒绝出征，表面是军事判断分歧，实际上是白起对战争决策权的争夺。这种军事判断权与君主最终决策权的冲突，也是在中央集权化的进程之中的必然矛盾。

但是斐潜和秦王一样，都需要一个绝对服从的，有别于大汉旧式系统的，全新的军事将领层级，新的军功勋爵阶层。

就像是资本主义必定会走向无底线的贪婪剥削一样，军功勋爵阶层也是必然会走向无底线的战争和继续扩大战争。

历史上对付这种无底线的扩大战争，文臣想出的办法就是抑武，将那些军功勋爵的后代像是养猪一样的养废掉，自然也就解决了隐患，而且还不用让皇帝亲自动手，像是搞死白起一样引起军方震动，以至于秦朝后期军将渐渐和朝廷离心。

斐潜之所以选择让张辽来充当这一次进军中原的统帅，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比张辽更猛，或是比张辽名头更大的武将来，就是因为张辽比其他的武将有更多的优势。

一方面张辽和斐潜认识的时间较长，虽然还不至于是什么刎颈之交，但是至少相互之间会少一些猜忌和怀疑，像是现在斐潜和庞统旁敲侧击的告诉张辽要控制战争的节奏，也不会让张辽觉得是斐潜和庞统是在限制他的军权。

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张辽相比较其他的武将，更偏向于儒将，愿意读书，也愿意去了解在军事之外的一些事情……

这就很好，也很难得。

毕竟大多数的武将，一上战场就是杀杀杀，然后丢下一堆的烂摊子给后续的文官来处理。文官处理得好，那是文官应该做的，处理不好出问题了，也是文官能力的问题。

就像是当年秦国动员15岁以上男子参战的记载，已经暴露出了秦国耕战体系下人力资源的临界点。邯郸之战所消耗的粮草相当于秦国三年储备，这种超负荷运转预示秦国的民政制度已达极限，但是白起拒绝作战的理由并不是在秦国之内，甚至根本就不提这些严重的民政问题，上了战阵就是要这个那个，搞得秦王又不能不给，甚至还没上战场，就要和秦王谈条件……

而且白起坑杀赵卒，虽获战术成功，但也是导致六国合纵抗秦的催化剂。

这种军事思维主导下的决策，暴露了秦国尚未建立战后政治整合能力的短板。斐潜当然不愿意见到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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