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华夏是农耕大国，所以大汉之前，包括大汉的王国构成，通常是，也只能是，由某个地域的政治精英集团为核心，以攥沙成团的意志来提供。比如刘邦，刘秀，其下都有以其地域为核心的政治集团，又比如说曹操本身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而在整个天下的大动荡之中，最为普通的百姓，最多也只是这些政治精英的追随者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也算参与了国家政治的变更，但是影响力真的是非常有限。

    在大汉山东的庄园体系之中，这些普通的底层百姓，除了极个别的有幸浮到水面上的人之外，大部分的底层百姓都是沉淀在表面之下的，无法以参与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。他们只是『国人』，是天子与官吏治理下的百姓，是以种种前缀组构的各种『民』，如子民、臣民、黎民、草民、贱民，刁民……

    但是偏偏华夏又是最早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的国家。

    如果将『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』这句话仅仅是局限在孟子的理想之中，那么『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』，以及『民意』、『民心』等词语，则是成为了历代皇帝和政治精英的关注重点，是任何王朝政治治理的重要约束。华夏历史上的许多制度实践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，追求顺民意，得民心。

    所以很明显，华夏是有对于『民众』或是『子民』的初步意识，但是这种意识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。

    这个局限性倒不是说和西洋的『公民』有什么好坏之分，因为西方的『公民』和东方的『子民』是根本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概念，不能简单的相互比较评价好坏。

    陈群就是这种观念上的局限性的体现者。

    他看明白了大汉的崩塌，是世家的崩塌，他明白了大汉当下要重新回归秩序，只能靠更多的士族，而不是依靠某个单独的世家，所以陈群向曹操递上了『考正制』，在历史上也就是『九品中正制』，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曹操并没有有效的推动『考正制』。

    陈群之前又借着魏延之事，向曹丕递送上了各地的奏章，原本的想法是利用这样的一次机会，推动冀州士族的联合，将底层的士族巩固在『考正制』当中，让他们像是打怪升级一样自动自发的去寻找经验包，也就是『贼寇』和『旱情』。

    但是很可惜……

    曹丕不领情，或是根本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关键问题。

    那就很遗憾了。

    陈群就不准备再去找曹丕说第二遍了。

    『考正之制，以品论人。人分高低，等分上下，以考为制，以正其人。故曰考正。』陈群缓缓的道，『此制旨在选拔贤能之士，以充朝廷之用。今逢乱世，郡县举孝廉难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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