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多的作用来。
规则是有时效性的,而且要和文明整体的节律产生共振。
刘虞『有德无威』的教化失败,暴露了单纯道德感召的脆弱性。草原部落在青黄不接时的劫掠本能,本质上是游牧文明生存节律的必然产物。简单的大道理,并不能改变草原部落的生态环境,也就谈不上什么教化成功。
而另外一方面的公孙瓒『有威无德』的武力威慑,则陷入与自然节律对抗的困境。如同试图用堤坝阻挡季节性的河流改道。一味的加高堤坝,最终形成的地上河流,一旦崩塌之后所造成的损害,往往都是相当惊人的。
斐潜选择了在这个时间点上进行这样的仪式,一方面是已经给予了草原大漠的部落新的出路,新的生活环境,改变了单纯的『威德』的旧框架,实现了更高层面的教化力量;另外一方面也是借助这样的仪式,用规则枷锁框定其行为边界,使得胡人那些『零元购』的成本要大于其收益,也就会让这些胡人在作恶之前,多少衡量一二。
其实铜鼎之内,是不是真的有『三川』之水,祭坛上是不是真的是『五方』之土,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,也不是关注的重点,而是斐潜借用这样的一个仪式,将从《禹贡》奠定的九州秩序规则,烙印在这些观礼的胡人心中。
当这些胡人的代表,大小头目,饮下了混入三牲鲜血的盟约誓酒之后,也就等同于他们承认了这一套的华夏礼仪,大汉规则。
更重要的是,这种半胡半汉的誓约形式,制造出文明驯化的双向通道。胡人通过熟悉的形式接受陌生规则,汉人则在妥协中完成主导权的隐秘转移。
这种规则制定权的争夺,在后世文明冲突中依然清晰可辨。
真正的文明教化不在于形式移植,而在于构建能兼容异质文化节律、能转化原始信仰能量、能创造共同生存利益的规则生态系统。
正如铜鼎会从祭祀礼器转化为盟书的载体,规则制定者始终掌握着释义的最终钥匙。
这一场血誓的仪式,本质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明定义战争。
谁掌握了规则的解释权与修订权,谁就握住了文明融合的方向盘。
往什么地方走,华夏说了算。
当斐潜穿着玄甲,身披大红披风登上祭坛之时,战鼓和号角之声顿时雷动,声浪震得土塬上的碎石黄尘簌簌而动。
姜冏忽然发现,那些平日里面似乎桀骜不驯的胡人,不知道何时已经低下了头颅,双手交叉在胸口,弯下了腰……
就像是当年那白马祭当中,胡人在面对着老酋长大祭司。
地面突然传来些许的震动。
姜冏看见在潼关城门之处,有八匹白马拉出了一辆车来。
在车上有一个铁笼,里面赫然是一只白狼!
顿时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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